重量级|传销参与者有多少？ 6000万！这回知道为什么感觉传销那么多了。

2017年开始，关于传销的新闻突然出现在高密度人群的面前。 尤其是最近三个月，传闻更是如井喷一般。 从微信推送到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程序，头条新闻经常有谣言和反贴内容。 一时间，舆论火爆，连外媒都在关注，直到近日，中国大陆传销形势严峻。 看来今年的传销案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社会秩序和良好风气面临巨大挑战，但凡事都有结果，都有原因。 如果报告个案是结果，原因是什么？ 为此，《新浪潮》记者进行了一些梳理和采访。

传销“新旧风格”并发

2016年底到2017年初，一种名为“One Coin”的虚拟货币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。 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关注，并不是因为这种号称与“比特币”齐名的虚拟货币有多厉害，骗了多少人、骗了多少钱，而是因为一个叫陈漫的人投资了100块钱“维卡币”。 一万，而这一百万，是他用二十三年的自由身买来的。 原来，2016年2月，因杀人罪被判处23年有期徒刑的陈曼无罪释放。 当年5月，陈曼与海南高院达成和解，获得国家赔偿275万余元。 陈漫拿着这些补偿金去创业，看中了维卡币。 但经过半年多的投入，2017年初，陈曼的家人选择了报警。 早在2016年，维卡币就被广东警方认定涉嫌造谣。

2017年3月，国家旅游局、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声明称，“WV梦幻之旅（WorldVentures）”涉嫌构成传销。 此前2015年，《WV奇幻之旅》曾利用部分“明星合影”进行虚假宣传活动，遭到部分知名演员公开抵制。 在此期间，部分省市工商、公安、旅游管理等部门也纷纷对“WV梦幻之旅”项目发出预警。

2017年4月上旬，一则“修女出嫁”的新闻突然在网络上走红。 经核实，该新闻图片和视频中曝光的所谓“女修女”，实为传销组织“张简五行币”中一名剃光头的“高级女助理”。 其头目宋米秋（化名张健）2013年被公安部门通缉后潜逃。2017年6月，宋米秋被捕，从印尼返回中国。

所谓的女修女，其实就是“五行通”组织的光头女助理团（视频截图）

2017年7月，“平安北京”发布通报称，部分“善信会”成员受别有用心之人指使，来京非法集会，严重扰乱首都社会秩序。 但自2016年5月起，山信会传销组织打着“扶贫济困、共富共生”的幌子，以高额利润为诱饵，积极向线下发展。 会员总数超过500万，覆盖全国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涉案金额达数百亿美元。 是近年来比较少见的超大型疑似传销组织。

2017年8月初，有媒体报道，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通过招聘网站找工作，误入传销组织“蝶贝雷”。 2017年7月14日，李文星的尸体在天津市静海区G104国道旁的水坑里被发现。 随着事件的发酵，8月15日，国家工商总局、教育部、公安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《关于开展传销活动专项整治的规定》以“招引引智工作”为名，《通知》指出，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传销活动专项整治行动，依法严厉打击取缔传销组织。

2017年9月18日，央视新闻频道《焦点访谈》报道了海南海口破获的一起传销案。 与维卡币类似，这起传销案的旗帜也是一种虚拟数字货币。 犯罪嫌疑人所说的“数字货币”被称为“亚欧币”。 仅一年时间，“亚欧币”就吸引了超过4万名参与者，吸纳了超过40亿元的资金。

以上只是在报纸上出现过的较大的谣言，其他各种信息终端的反传和谣言更是难以计数。 可以说，在2017年的舆论中，传销成为了最大的热点。

被忽视的现实

“每年都会破获很多传销案件，但过去很少有媒体报道。今年善信会、李文星事件后，传销的情况开始受到关注，人们开始付出代价。”关注它。” 国内知名辟谣人士、《辟谣打假》主编黄奕在接受《新浪潮》记者采访时如是说。

据接触过传销的业内人士估计，中国直接和间接参与传销的人数超过6000万人。 也就是说，中国大约每20个人中就有1人曾经或正在参与传销。 更重要的是，一旦加入传销组织，被洗脑，这些人就好像被邪灵附体一样，无法适应日常社会的一切。 “很多做传销的人，主动或被动出来后，无所事事，没有其他技能，如果没有干预和反洗脑，他们还是会选择做传销。” 黄奕说道。 曾深陷传销陷阱的王安明（化名）对此颇感触动。 他说：“举个不恰当的例子，入狱太久的人，出狱后无法适应社会，如果没有合适的生活技能和心态，出狱后还是会回到他们的老本行。像传销的那些人，他们已经习惯了赚快钱、赚大钱，正常的赚钱手段对他们来说太累太慢了。所以，他们从这个传销中解脱出来之后，我只会找下一个，不断换新的来赚钱。”

反洗脑破灭传销吹出的泡沫

在王安明看来，传销就像一个pi（pi）xiu（xiu）。 虽然它吃的很慢，但被吃掉的人是出不来的。 “有时候传销在吸引人方面似乎效率低下，比如他们可能会花几个月的时间通过网络聊天假扮‘男朋友’或‘女朋友’来钓鱼，但受不了传销的人很多。”对你来说，钓鱼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，但对方实际上会和多个目标聊天。 王安明说，“慢慢地，越来越多的人被传销吸纳，他们可以成功逃脱并接受反馈。被洗脑的人数永远赶不上进入传销的人数，所以被传销的人数越来越多。”传销继续增加。”

另一方面，由于传销数量众多，执法力度有限，公安部门只能从最严重、最紧急的传销案件入手。 于是，更多的、规模较小的传销组织被叫停，这也被传销组织者抓住了，变成了“国家暗中支持”、“不管执法部门”的曲解。 证据”。 “对于某个人来说，他向有关部门举报传销案，都是他的事。 但对于工商、公安等相关部门来说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，只能优先处理。”

同时，所谓的经济增长放缓也是传销行业增多的原因之一。 在济南某技校负责学生工作的宋老师告诉记者，近两年就业形势严峻，很多学生毕业后只能暂时找到工作。 传销组织利用了这个机会。 “我们有的学生还在上学的时候就被亲戚拉进了一个传销组织，好在学生们情绪激动，跑出去后及时报警，才化解了危机。” 宋老师说。

“社会风气浮躁，各种炫富争爹的事情层出不穷，物质追求成为大多数人的梦想，这与传销组织描绘的大局不谋而合。很多人缺乏社会经验，没有辨别能力，很容易被传销组织忽悠。 王安明说，“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从来都不缺，就看骗子是否努力。但问题是，传销承诺的诱惑力太强了。会去发展的后尘。”线下。而这一切，大多数普通人根本感觉不到。

“直销企业肯定会被传销拖垮”

传销的高发再次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。 然而，民智是一艘巨轮。 一旦朝某个方向发射，它就会一直往前跑，很难掉头。 传销也是如此——对传销的警惕也会牵连到直销，甚至在一些人的印象中，直销和传销一直是齐头并进的。

家住东营的王女士对直销有着深厚的感情。 她告诉记者，她的一位同学在某国际大品牌从事直销工作。 起初，为了同学，她买了一些他们的产品。 但后来，这位同学总是上门推销，王女士实在受不了打扰，就选择了避而远之。 没想到，班里的同学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这名同学竟然来现场向大家推销自己的产品，还打算招收其他同学一起做。 这让一些学生非常反感，甚至有人当场质疑这名学生是不是在搞传销，当晚的同学聚会以不欢而散告终。 “后来，这位同学退出了班级微信群，再也没有找我或其他同学推销过直销产品，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” 王女士说。

王女士的经历只是传销对直销影响的一个缩影。 虽然《直销管理条例》和《禁止传销条例》已经颁布实施多年，相关的宣传和报道也从未间断，但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，它仍然是很难区分直销和传销。 “我感觉做直销和传销一样，都是拼命拉你一起做，不同的是直销有正经的产品，而传销什么都没有。” 王女士说，“几次不拒绝，我就不想安静了。” 王女士的观点虽然有失偏颇，但也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——涉及到传销，直销会“放下枪口”。

从正规直销公司的角度来看，传销消息再多，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大。 作为中国最早的直销企业之一，保建认为，他们与传销有着本质的区别，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，传销对他们的影响不大。 “我们认为，直销和传销已经有了明确的界定，有着本质的区别，如果一些直销企业容易被误认为是传销，应该从自身找原因，还需要加把劲。” 宝健相关负责人在接受《新浪潮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“直销不是一个行业，只是一种不同的销售模式，拥有直销牌照并不是直销的‘金牌’企业获得牌照也需要时刻自律、守法经营，同样，有没有牌照也不是一个企业好不好的唯一依据。

但事实上，作为曾经的传销参与者和交易员，王安明认为传销和直销就像池塘里养的鱼。 影响其他鱼类的生存。 “直销企业肯定会被传销拖累，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背景，还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，直销和传销是绑在一起的，甚至有些直销员也是这么认为的。” 王安明说道。

根除传销任重而道远

采访中，多位反传销和直销员认为，传销屡禁不止的原因复杂多变，要一一梳理并非易事。 但问题是，如果关系不明朗，事情就无从下手，想办法解决就成了一句空话。

“从根本上说，社会经济活跃，各行各业都充满活力，肯定会吸纳大量劳动力，他们的收入自然会保持在合理范围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员工的选择更多，就业压力更小。”也将帮助他们更加理性地选择工作，避免被所谓的暴富所吸引。” 前述宋老师表示，同时，员工自身的综合素质也决定了他们是否会受到传销的诱惑和影响。很多在城镇和农村长大的人，识别骗子和骗局的能力很低。他们基本上很容易被骗。 骗子要做的就是筛选出相对有钱的人。 ”

另一方面，传销组织者也在不断“升级”。 在黄毅的观察中，传销头子的学历也在不断提高。 “大学生上当受骗后，也会有一部分人成为骗子——被骗了，我得找别人赔偿。” 黄毅告诉记者，他曾经卧底的传销组织中，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组织者。 “我见过加拿大留学归来的人作为我在一个传销组织的领导，也有毕业于日本最好的大学之一的高材生也参与了创业。” 认真的职业不会比做传销少，而且是可持续的。 之所以还选择直销，无异于“报复社会”。

黄毅

当然，在法律法规层面，加强打击传销的呼声也从未间断。 很多人认为现阶段应该加强对传销的打击力度。 “对传销的实际处罚力度太小，震慑不了别有用心的人，”黄毅说。 事实上，由于组织层级不断升级，传销形式不断变化，大量传销无法快速定性查处，但真正被查处的领导和组织者却并不严肃在他们看来。 至于参与者，尤其是冒充受害者的参与者，在法律层面损失不大，这让他们更有理由从事传销活动。 “违法成本低，利润空间大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大家都愿意尝试，不尝试才是不正常。” 王安明说道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传销组织在开市时往往需要找一家公司代写系统并计算盈亏，称为“写市”。 “写盘”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。 在利益的诱惑下，这些写盘者也成了教唆犯。

此外我有亲戚做比特币传销，对深度传销人员的心理干预也是清除传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。 但在黄毅看来，在中国拥有这方面专业技能和经验的人不超过一百人。 “很多传销受害者都有赌徒心理，总想继续做传销，把损失找别人转嫁，殊不知做游戏的人永远不会输，更多的人只会被但如果及时干预和心理疏导，可以改造很多人，传销将失去很大的发展空间。 事实上，目前国内的反传销心理干预大多停留在粗放实施层面，转化率和干预者的经验有很大关系，效果有时也看运气。从国家层面来看，一个不到百人的转化团队，对于数百万传销受害者来说是九牛一毛，铲除传销之路任重而道远。

反传者：传销自然没有直销发展空间

在国内的反传销团队中，人数最多的群体是曾经的传销受害者。 《图与防骗》主编黄毅就是其中之一。 2010年，黄毅在广西工作的同事邀请他来北京一起赚钱。 黄奕来到北京后，并没有立即看到赚大钱的机会。 而是被以前的同事和其他“朋友”拉着去公园打牌。 善意，同意加盟。 之后，黄奕被封闭洗脑，不断被朋友感染，成为传销。

“过去，传销的发展没有今天这么大，人们接触的很少，相应的，对它的认识也是陈旧而模糊的。但现在，传销的发展已经蔓延开来，形式是不再单身了。想要普通人还是很难分辨。 黄奕说道。

一般来说，当今的传销分为南北两派。 据中国反传销网了解，北方群体的特点是集体生活和集体活动，五级三级的奖金分配制度，生存环境恶劣，传销产品沦为形式。 他们招聘员工并在网上结交朋友。 将陌生人骗入传销组织后，以言语或肢体暴力威胁，监视受害人，控制人身自由和手机，直至加入或交钱，往往暴力洗脑，最严重的是跳楼身亡。 这次害死李文星的蝶贝雷，属于北方传销。

南派传销几乎不控制人身自由和手机短信，以家庭为单位，通过走访进行一对一洗脑。 “这种形式很容易迷惑人，以为没有危险，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还是被洗脑了。” 黄奕说道。

在几年的反传销经历中，黄毅发现中国人的心理建设也存在一定的问题，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传销的发展。 “很多人学了几天，什么都没经历过，但自我感觉很好，觉得自己不会犯错，不会上当受骗。因此，在遇到传销骗局之后，他们要么不相信是骗子，一直往里面砸钱，不听任何人的劝说；要么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想占其他骗子的便宜我有亲戚做比特币传销，这些情况是存在的。 黄奕说道。

冯健

反诈骗联盟负责人冯健也涉足传销多年。 现在他有多年的反诈骗经验，他声称自己的反洗脑成功转化率在90%以上。 事实上，解救那些深陷传销的人只是他的副业。 “我在老家主要是做一些小项目，但因为求助的人太多，副业反而变成了主业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救人。” 冯健坦言，由于参与反传销项目的救援工作，经常遇到困难和危险。 有一次他在街上被传销团伙认出来，立刻有十几个人拿着棍棒和砍刀围在他身边。 他拿出防狼喷雾喷了一会儿，才脱离危险。 之所以坚持反传销，是因为“参与传销、给别人带来痛苦的自卑感和耻辱感，在我心中始终难以抹去”。

在冯健看来，国内的传销组织已经从控制参与者的身体升级为控制他们的精神。 “传销组织每被打击一次，就会升级一次，逻辑也会随之而来。” 例如，最近的传销组织喜欢用“国家暗中支持”来鼓励参与者。 ，传销组织的头目会说出一套诡异的逻辑：国家是正面进攻，侧面支援——进攻是清理队伍中不合格的人员，剩下的就是队伍的主心骨。 攻击其实是为了帮助组织“规范”。

“中国人喜欢阴谋论，他们总是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，他们必须从表象中找到内在的逻辑来支撑自己的想法，这就给了说谎者可乘之机。” 王安明说道。

虽然招数翻新，但归根结底，绝大多数被传销套牢的人，其实只是为了赚钱。 但是，由于现行的直销法律法规不适应当前的直销环境，想要通过直销赚钱的人不得不另辟蹊径，这就为传销提供了可乘之机。 “只要直销发展和规范，传销的生存空间就会被挤压，自然就无法生存，就像正午阳光下的影子是最小的。” 黄奕说道。

记者窦浩

编辑斗豪

（本文节选自《新浪潮》杂志第二期）